何谓经济平衡？如安德烈·诺巴德赫（André de Laubadère）所言：（合同经济平衡）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合理平衡，即如合同当事人签订时预计的那样的基本平衡，只有这种合理平衡被打破时才有权要求重建平衡，因为该合理的平衡其实是当事人签订合同时考虑的关键因素。
由民事合同转变为行政协议，从根本上看，乃意味着调整该合同关系的实体法由民事法律制度，转变为吸收了部分民事法律制度的公法制度，即行政协议法律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法官在四川大英县案件(2017最高法行申195号)中对该条款所作的解读，该定义包含了如下五项要素：a.主体要素，即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恰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10年3月11日法国电车总公司案中所阐释的那样：公共服务已经委托他人经营，但其仍然属于公共服务。再比如，关于政府对国有土地的处分行为，虽然其法律属性带有公法性，但民事庭法官认为该行为能够通过民法理论予以解释，进而认为可以通过民事法律制度予以处理，所以也并不构成真正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而在民事庭法官看来，为了避免市场主体之私法权益暴露于公权力的潜在威胁之下，那么自然应该对此采取缩限解释，即只有当协议内容存在依民事法律制度无法处理的刚性行政职权时，才能交由公法规则来调整。依据上述两项识别规则，以渐进的方式在具体裁判中逐步划定行政协议的边界，此种进路虽然最符合比例原则的正当性，但却显然未完全满足司法实践所需的清晰性与可操作性，可能引发不可控的诉讼成本。在行政庭法官看来，为了使行政职责的实现得到根本保障，应倾向于对该领域采取扩张解释，即只要对相关权力的行使设置了妥当的约束条件，那么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职责所订立的协议皆应纳入行政协议的范围。
在比例正当性与实践可操作性之间寻求平衡，要求审判机关尊重全国人大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名行政协议之范围的规定，仅对法律属性尚未明确的协议适用前述的两项识别规则。造成双方分歧的原因，乃根植于我国宪法中保障公共利益与尊重私人权益两者价值之间的内在张力。问题是，在什么情形下，空白刑法实际上是由行政机关制定刑罚法规，因而违反宪法？ 仔细分析会发现，补充规范存在不同情形，[104]其中一种最有疑问的情形是，刑法条文对构成要件行为没有具体规定，构成要件行为委任于行政法规。
[113]BVerfGE 45,187. [114]有学者认为，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的政治权利并不能剥夺，而只能被限制其行使（刘飞宇：《对于刑法中剥夺政治权利的宪法学思考》，载《法学家》2005年第1期）。[47]其实，我国宪法第37条所表述的含义，与日本宪法这两个条文表述的意思完全相同。或许有人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内容很多，用宪法来限定法益概念并不能起到实际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要求也无法从刑法法益理论中找到，甚至对法益概念本身也没有统一的意见。
例如，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原则上讲，刑法的所有问题都有可能被转化为宪法问题并加以处理。
而且，普及道德教育并不意味着必须用刑法维护伦理道德。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关于犯罪和刑罚以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而不能由法律以外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等来规定。[79][日]佐伯仁志：《刑法总论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阁2013年版，第317页。（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其中的维护社会秩序，其实是指一般预防，而不是指狭义的维护公共秩序，因为其后所表述的犯罪包括了所有的犯罪活动，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成为一般预防的对象。然而，这种强烈的伸缩性却不足以抗拒时间与烦恼的长期和反复的影响。[日]西田典之：《刑法总论》，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41页。从法益的实际内容来说，二者在大部分场合不是对立关系。
[8]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有斐阁2016年版，第274页以下。根据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既需要从宪法规定发现刑法的真实含义，也需要从刑法规定发现宪法的真实含义。只有当五道古火会由于使用爆炸物而对多数人的生命、身体产生难以控制的危险时，才能予以禁止。
合宪性解释既对刑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宪法具有重要作用。[44]所以，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罪刑法定主义。[96] 如前所述，由于责任主义是宪法原则，所以，不能承认严格责任，就原因自由行为而言也不能采取例外模式，简言之，任何解释都不能违反责任主义，而且要以责任主义为指导解释刑法。[89]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格尊严就是针对国家而言，亦即，人格尊严为国家、国家机关及其代表者的行为设定了界限，当然也为刑罚的适用设定了界限。既然如此，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剥夺，就完全符合该条的规定。第一，以保障基本人权为主要目标的宪法需要有一个关于人的尊严的一般性规定。
尊重人意味着肯定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易言之，为了不致使国家刑罚过于恣意地侵害国民的权利与自由，必须制约国家的刑罚权，制约的方式是通过个人责任与行为责任合理划定犯罪与刑罚的界限。
但是，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第5条第3款明文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公法的组成部分，刑法也致力于从整体上将国家的干涉行为合法化。
从宪法角度解释刑法，不仅使刑法解释多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有效的解释路径，而且有利于根据宪法对刑法进行违宪判断。[109][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犯罪学》，吴鑫涛、马君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984页。
第39条规定：任何人如其行为在实行时实属合法，或经认为无罪时，不得追究其刑事上之责任。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因为宪法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基础法，[45]而不是针对公民的行为规范。[104]对此只能另外撰文探讨和说明。
[19] 再如，如何理解刑法上的住宅和户，亦即，住宅和户是指家庭生活场所还是个人生活场所，学生的集体宿舍是否属于住宅和户，一个人租用的三居屋是否属于户，刑法上的住宅和户是否存在区别，如此等等在刑法理论上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一致。联系宪法的规定，第（一）项不存在疑问。
第三，一旦被害结果重大，就不问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如何，而施加处罚。因为人的尊严与生俱来，对人的尊重是一种终极的态度。
[39]这实际上是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必须在整体上被看作社会的宪章，它是一国范围内个人和平共处的保证。
换言之，通常，法律并不禁止可以想象到的一切法益侵害形态，而是仅禁止极为重大的侵害。终身监禁是比死刑更为残酷的刑罚。[92][美]B·F·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例如，刑法第22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没收财产与罚金刑究竟孰轻孰重，也难以下结论。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责任要素，正是尊重人的表现。
[29][德]弗劳德·玛塔·蒂姆：《犯意在德国刑法中的地位》，张小燕译，载《中德法学论坛》（第12辑），第57页。第三，当刑法条文具有多重含义或者含义不明确时，可以从宪法规定中寻找线索，确定刑法条文的含义。
尊重人同时意味着肯定人的意志。于是，产生的争议问题是，刑法分则第五章中的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对此，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
